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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六院历史 漫延到新中国的“导弹与飞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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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元旦,北京初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的安排下,刚刚回国不久的著名科学家、导弹专家钱学森在总政排演场给军队高级军事干部讲第一场导弹武器知识概述的讲座,以后又连讲两场,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来听讲,中国军方借助钱学森回国的契机,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这是第一阵吹风。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党中央上报《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钱学森提议:

 

1.立即在国防部成立航空局,实施全面的规划和领导,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的人员。从全国调配力量,组建队伍。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

 

2.组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探索新方向”。这种单位“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机构领导。”如“现在科学院内的力学研究所”,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等;将来很可能再设空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

 

3.组建设计研究单位,其任务是“生产新型产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它应该包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机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计算局……”,共12个研究单位。4.建设生产工厂,“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最后才是飞机及飞弹制造厂。”

 

周恩来总理接见钱学森

 

这是第二阵台风。1958年,时任国防部导弹研究局第一副局长兼导弹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现代武器》杂志当年第2期发表《关于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军事航空的前途》一文,详细论述飞机与导弹优劣,并得出导弹可以取代飞机的结论。

 

他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导弹都比轰炸机优越。……因此,从发展上来看,导弹是可以代替飞机,来完成各种军事任务的。……就中国现阶段导弹和飞机研究设计工作的发展道路问题,……不能再走别的国家的老路,由飞机到导弹,而应该直接研究导弹。”这种意见,对发展航空武器装备的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

 

(钱学森于1958年2月,《现代武器》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关于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军事航空的前途》的文章首页)

 

这是杀伤力最强的第三阵飓风。由钱学森引来的“导弹与飞机之争”,一开始就成了一边倒的态势。

 

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最终得到毛泽东与党中央批准。这是最早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1956年3月12日,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提出《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其中对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提出:“现在使用的喷气歼击机似已是最后一代,喷气轰炸机当其达到超音速时,亦是最后一代。

 

因此,在我国科学技术人才极缺,水平亦低的情况下,不宜以大力对飞机的改进进行研究工作,而应采取依照苏联图纸(不断改进的)进行生产的办法解决军队今后的装备需要。……今后空中斗争的研究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这一意见,反映了国防科技高层领导由导弹取代飞机的观点,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成为国家国防科技发展中的决策主张。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导弹武器的决定,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国防部领导,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成员由聂荣臻提名报中央。4月13日,国防部办公厅通知,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主任为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委员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7人,秘书长安东<兼)。

 

然而,此“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成立)非彼“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1951年成立)也,新的委员会实际上是“导弹工业委员会”。所以,其组成成员中,除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外,没有航空专业方面的代表人物。4月17日,航空工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虽然定义“所谓航空工业,主要是指飞机、火箭和导弹的生产”,但实际上,委员会后来只管火箭、导弹的发展。

 

1956年4月4日,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会议,讨论研究科学规划问题。会议将国防工业系统航空部分编为第九组单独活动,由张爱萍直接领导。钱学森在会上发言,苏联代表团米哈伊洛夫博士也发了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火箭与飞机的关系问题。

 

基本有三种意见:

 

(1)全力投入火箭的研究试制;

 

(2)火箭与飞机应同时进行,但主要力量放在火箭方面;

 

(3)前五年先搞火箭,五年后火箭有了一定基础,再回过头搞飞机研制。

 

米哈伊洛夫博士认为,中国海岸线长,在防御上必须是综合性的。既要有高射炮,也要有飞机、火箭。只搞火箭不搞飞机是走极端,是错误的。专家们还认为,航空工艺、材料、发动机等研究院同时可以为火箭服务。会议讨论结果,基本同意第二种意见。

 

1956年全国12年科学规划会议航空组代表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沈元、钱学森、苏联专家米哈伊洛夫博士、王弼、陈亚娥;后排左起:陈彩福、黄志千、张世英、昝凌、王玉京、刘永培、任新民、刘树声、宁珮

 

要说争论,这次会上苏联代表米哈伊洛夫博士还算是发表了中肯的不同意见。

 

航空组讨论科学规划,左起:米哈依诺夫、王弼、钱学森

 

这里又牵涉到另一个重要命题,即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的问题。毛泽东关于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要实行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大力发展核武器,对其他各国提出了严重挑战。

 

党中央、毛泽东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于50年代中期及时作出了要发展尖端武器的重大决策。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从而揭开了我国尖端武器发展的序幕。这时的尖端就是专指核武器。

 

1956年中央决定发展导弹后,“两弹”也成为尖端的代名词,而高性能飞机则被排斥在尖端之外,成为常规武器了。中央制定了 “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方针,对两弹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在具体实施中,有关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飞机的发展,飞机被视为“常规”,排除在“尖端”之外。1959年10月,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

 

1960年初,中央会议扩大会议又进一步明确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资金有限,资源有限,国防工业体系庞大,不可能齐头并进、全面发力,选择投入不多,容易突破,见效快,威慑力又大的领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把航空装备排除在尖端武器之外,确实又是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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